周鸿祎：我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

△双鸟朝阳(zhāoyáng)纹牙雕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(wénwù) 藏于浙江省博物馆（下图为其拓片）

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试掘，已是20多年前的事(shì)了。我作为参加者之一(zhīyī)，现在要来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，正如解读刚出土的简册(jiǎncè)一样，有的已经模糊不清，有的可能发生错简。但是，我要竭尽所能，把当年的工作情况(qíngkuàng)记录下来，留个资料。

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村北面、郎墅桥村东南。它的发现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，只是(zhǐshì)那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所知甚少，文化部门不易及时得到有关(yǒuguān)信息。因此，埋藏在这个(zhègè)遗址中(zhōng)的文化遗物，特别(tèbié)是经过加工的大型(dàxíng)木构件，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掘出来以后，当地的农民群众除了演绎出近似神话又近似史实的故事外，便再也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思考了。

人民公社(gōngshè)化以后，河姆渡村属于罗江公社管辖。罗江公社地势低洼(dīwā)，洪涝灾害频频发生。1973年的春、夏间，公社领导为了提高排涝能力，决定把(bǎ)位于遗址(yízhǐ)西侧紧靠姚江的旧排涝站加以扩建，这就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又一次提供了机会。

扩建工程首先是在(zài)旧排涝站的(de)东面进行的。这里要建一座新机房，地基要求挖得深。殊不知挖到一定深度时，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，照挖不误，把许多黑陶片、骨器、动物骨骼以及少数(shǎoshù)石器等连同(liántóng)泥土一起翻了上来。

就在(zài)这个关键时刻，担任公社副主任(zhǔrèn)的(de)罗春华同志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。他看到土堆里有一些“破瓶烂罐”和经过加工的“骨头”，脑子里觉得似曾相识，便立刻联想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，对民工(míngōng)们说：“可能这是历史文物，国家要保护的。”说罢(bà)，他一面和工地的负责人商量，请他们暂时(zànshí)停止往下挖；一面电话告诉县文化馆，请求派人前来处理。

说也凑巧，这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士伦同志正在(zhèngzài)余姚附近的某个地(dì)方工作，他获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即赶赴现场，采集标本，来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了。当他把标本展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出于职业上的特殊(tèshū)感情，有的人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我也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，爱不释手，特别(tèbié)是对那几块粗糙的黑陶(hēitáo)片（正式发掘(fājué)时定名为“夹炭黑陶”）更感兴趣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们对于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和(hé)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(zhìdì)、器形、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，虽不敢说是眼见能辨，但也(yě)基本掌握了各种特征。所以，一旦(yídàn)看到与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的陶片时，新鲜感和诱惑力便会蓦然产生。

正在筹划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发掘时，余姚方面频频告急，说是已经深挖的(de)(de)基坑如不及时清理与回填，旧排涝站的机房(jīfáng)有随时坍塌的可能。面临这个紧急情况，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（当年两个单位合署办公）的领导当机立断，决定派我和劳伯敏、傅传仁、魏丰同志临时组建一个“草台班子”，先期前往处理。随后支援的，还有牟永抗(móuyǒngkàng)和梅福根。

我们(wǒmen)一行是1973年5月底到达余姚的。余姚县（今浙江省余姚市）的领导非常重视，对与发掘有关的事宜都作了周密的部署(bùshǔ)。县文化馆馆长郑保民(bǎomín)同志还选派文物干部许金耀和专事创作的姚业鑫(yáoyèxīn)同志协同我们一起工作。当年(dāngnián)到河姆渡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捷，为了抢时间，县里专门派了一辆消防车把我们送到(sòngdào)目的地。我们遵照县文化馆的事先(shìxiān)安排，当晚食宿均在郎墅桥村妇女主任水桃嫂（忘其姓，大家都这样称呼她）家里。

我已记不清(jìbùqīng)到(dào)余姚(yúyáo)(yúyáo)来有多少次，也记不清每一次来的(de)具体任务和收获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历史悠久而又负有盛名的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。这次到余姚来，当天夜里睡在临时用几块木板拼搭起来的床铺上，不知是换一个生活环境之故，还是原本就有失眠的习惯，脑子里总是不停地重温(chóngwēn)着(zhe)到余姚来的种种(zhǒngzhǒng)往事。特别是1953年(nián)冬季那一回，我第一次在县人民政府门楼内看到“文献名邦”四个大字，由此联想到这里曾经培育过像严光、虞喜、虞世南、王守仁、黄宗羲、朱舜水、邵晋涵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时，那种心潮澎湃、浮想联翩的心情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也就在那一年年末，我有幸认识了“余姚(yúyáo)贤达”姜枝先先生。他双耳严重失聪，但却是一位对乡土文物非常关心的(de)民主人士。新中国(zhōngguó)成立初期，他凭借(píngjiè)个人的威望和影响，奔波于余姚、上海之间，积极向雨籍人士募集资金，在龙山(lóngshān)之巅建起了“梨洲文献馆”。由此又使我联想到，我们这一次(yīcì)的河姆渡之行，究竟能不能把余姚乃至中国的文明史再向前推进一步，为“文献名邦”再添一笔辉煌呢？希望是这样。

想着想着，不觉(bùjué)东方已经发白。

清晨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地去走一趟。看了现场，真让人吓了一跳。原来，排涝站已(yǐ)把新扩建的机房房基挖得很深，旧机房岌岌可危；不消说，土方范围内的文化层也被挖得一片狼藉，所剩无几了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佩服公社(gōngshè)副主任罗(luó)春华同志(tóngzhì)的慧眼，感谢他采取及时(jíshí)而又果断的保护措施，否则，损失将更加严重。

这里的民工都是当地农民(nóngmín)。工程暂停以后，他们一时无事可做，就三三两两来到(láidào)施工现场，和我们谈天说地。有的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是个海湾，地里挖出来的“木头”（即木(jímù)建筑构件）就是古时候海船上(shàng)的桅杆。船上的人打渔为生，上了岸，就把渔网晾在“晾网山(wǎngshān)”上。

“晾网山(wǎngshān)？！”当我听到这三个(sāngè)字的时候，心中(xīnzhōng)感到一阵惊喜，说不定这里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呢！但环顾了一下排涝站附近，都是平地，并没有山，便好奇地问(dìwèn)他们“晾网山”在哪里。他们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峰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喏，那不就是！”

我(wǒ)笑而不语。心想，这样高耸的山峰，打渔人把网晾到那(nà)里去，岂不是(búshì)自讨苦吃！显然，这不是历史事实，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传说。但“海湾”之说，看来并非出于凭空捏造。地质部门探测的结果证明，遗址附近的第四纪地层属于海相沉积(hǎixiāngchénjī)，这就(jiù)是说，在遥远的过去，这里确曾是个海湾。至于经过加工(jiāgōng)的“木头”是否属于海船上的桅杆，那就应该是留给考古工作者来解答的问题了。

岂止(qǐzhǐ)是解答“木头”之谜的问题(wèntí)，还要搞清楚散见在地面上的各种陶系的层位(céngwèi)关系、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，总之，我们的任务除了抢救面临(miànlín)灭顶之灾的地下文物以外，还要为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出参考意见。

△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猪纹陶钵(táobō)

我们采取的(de)第一个(yígè)步骤就是在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一个5×5米的探方(tànfāng)（T1）。方内大部分泥土已被(bèi)挖掉，许多(xǔduō)文物也随之被弃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遗物。我们都被这些“宝藏”所吸引，清理时个个聚精会神，小心翼翼，生怕在自己的小铲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速度(sùdù)之慢(zhīmàn)可想而知，工程部门看到我们这样“磨洋工”，深表不解，我们也觉得没有及时为他们解困而焦虑不安。

清理1号探方的(de)时候，虽说还只是6月初，可是(kěshì)天气已经有点热了。我们在坑里作业，头顶骄阳，脚踩烂泥，时而弯腰(wānyāo)剔土，时而测量记录，辛苦自不必说。好在一件(yījiàn)接一件的出土文物，如同频传的捷报一样，令人兴奋得把酷暑和酸痛(suāntòng)全都忘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缩短清理工期，早日解除旧机房构成的威胁(wēixié)，除了(chúle)白天加紧工作以外，还挂(guà)起灯来进行“夜战”。但“夜战”的麻烦不在于一天下来的疲劳，而是灯光引来的虫子。成群的虫子满面叮咬，大家只好边工作边拍打。这个景观，在田野考古中是难得一见的。

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，终于把(bǎ)1号探方清理到底，紧张的心情至此才宽弛下来。这个探方的文化层，原来以为所剩无几，实际上还有1米多厚。出土的文物，除大量的陶片以及(yǐjí)其他不予编号登记者外，共有(gòngyǒu)100多件。它们当中，多数是骨器和(hé)陶器，也有少量石器、木器和兽牙饰品(shìpǐn)，陶器以釜为主，次之为罐、盆、盘、钵，还有纺轮。无三足器。论质地，都是清一色的黑陶，排除了遗址底部(dǐbù)有其他陶系存在(cúnzài)的可能性。

此外，与(yǔ)上述器物同时出土的(de)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(gǔgé)和植物遗存。动物多为野生，少数可能是家养，有猪(zhū)、牛、犀、象、鹿、虎、猴、獐等，还有大量的涉禽类和鱼类。植物遗存多为野生的果实，有菱角、橡子、酸枣等。

在清理过程中，我们(wǒmen)对是否有水稻方面的资料，包括稻谷(dàogǔ)、稻秆、稻叶和稻根，予以极大的关注，这是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丁颖教授参观钱山漾遗址(yízhǐ)出土的稻谷时特别向我们揭示的。可惜我们的关注没有得到报偿（正式发掘时都如愿以偿了）。

一位不同寻常的参观者(cānguānzhě)

我们的(de)发掘工作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。这里要介绍其中一位不同寻常(bùtóngxúncháng)的参观者，他就是杭州大学（今浙江大学）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。毛先生对国家文化遗产情有独钟，曾经参观过许多考古(kǎogǔ)发掘现场(xiànchǎng)。

说来有缘，1955年我独自试掘余杭(yúháng)朱村科良渚文化遗址时，毛先生也带了学生特地前来参观，只是(shì)那时还不相识，没有多作交谈(jiāotán)。这一次他来河姆渡，纯粹是出于教学和研究(yánjiū)上的需要，但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，此行对后来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作用甚大。毛先生几年后调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，他为了促成(cùchéng)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，多方协调，反复宣传，最后取得共识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，一座别开生面的遗址博物馆终于耸立(sǒnglì)在余姚江畔。现在这个馆已成为融保护、研究和对外(duìwài)文化交流于一体，进行(jìnxíng)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(zhòngyào)基地。

话还得说回去。毛先生(xiānshēng)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学者，对国内外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(wénhuà)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。这次他闻讯而来(wénxùnérlái)，是想通过实地(dì)考察，加深对河姆渡遗址(yízhǐ)的认识（此前已从王士伦同志处看到一些标本）。俗话说(súhuàshuō)：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”毛先生在工地上东走走，西看看，有时(yǒushí)也拣取一些标本，驻足琢磨。他针对地面上散落的各种陶片，包括黑陶、夹砂红陶、泥质红陶等，肯定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即不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层位上应当是有区别的。

这个切中肯綮的见解，也是我到工地以来老在考虑但还没有找到确切(quèqiè)答案的问题。怎样去解决，看来应是(yīngshì)试掘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如前述，1号探方的(de)文化层大部分已被人为损坏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从坑(kēng)壁上可以看出，文化层之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土，标志着曾经遭受过一次自然的破坏。因此，要(yào)想了解遗址的原始堆积情况，采用原地扩方(kuòfāng)的办法恐怕难以实现，必须另外择地再布一个探方。于是我们选择了1号探方东北角(dōngběijiǎo)大约6米开外的2号探方。

2号探方处于水利工程(shuǐlìgōngchéng)可能触及的一块低洼地(dīwādì)里。挖下去以后，发现这里也有一层淤土，而且很可能与1号探方相连。它的形成，是否是姚江泛滥结果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姚江这条在传说中与舜有关的河流，据地质(dìzhì)部门提供的资料，原来并不是从河姆渡(hémǔdù)遗址南面拍岸东去，而是几经改道，最后才把河姆渡村(cūn)与四明山脉分隔开(gékāi)。如果这个(zhègè)分隔是在遗址形成以后，那么遗址的原始居民当年不必渡河，可以径直上山打猎。他们(tāmen)南临四明山，北有沼泽地，无论从事种植或渔猎，都有良好的生存环境。

选择2号探方(tànfāng)的位置很不理想。清理结果，收获甚微，首先，散见于地面的各种不同质地(zhìdì)的陶片，各自属于哪个层位，在这里无法找到确切(quèqiè)答案；其次，过去(guòqù)挖出来而现在尚能看到的那些大型木构件，既不见于1号探方，又(yòu)不见于2号探方。它们究竟和遗址是两回事，还是遗址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仍然疑惑不解。当然，从(cóng)配合基建工程这个角度来说，发掘了2号探方以后，任务基本完成，可以“鸣金收兵”了。但要解惑，还必须继续寻求答案。为此(wèicǐ)，决定在2号探方南偏东约80米的地方再布一条5×3米的3号探沟(tàngōu)。

3号探沟的位置，从表面上看，没有遭到任何扰乱(rǎoluàn)。我们之所以挖一条面积(miànjī)不大的探沟，乃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：第一，它在(zài)水利工程的规划范围以外，未经报批以前，不能随意进行发掘；第二，在人员配置尚不完备的情况下，大面积(dàmiànjī)发掘难以保证质量(bǎozhèngzhìliàng)；第三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即使扑个空，浪费人力物力也极有限。

令人高兴的(de)是，这次终于“吉星高照”，碰上好运。在(zài)这里，揭去表土以后，就渐渐露出了文化层，而且愈往下清理，愈觉得引人入胜，兴味无穷(wúqióng)。可以这样说，除了水稻的资料以外，其他的疑问大都(dàdū)可以从(cóng)这里得到解答。可惜在想法上过于谨慎，3米宽(kuān)的探沟，为了防止塌方，两壁不能垂直，挖到后来，只剩1米多宽，4米左右的文化层，把它清理到底真是勉为其难。

这条(zhètiáo)探沟的(de)遗物虽然不及1号探方那样丰富，但在堆积(duījī)上反映出来的早晚特征是清楚的，即凡以夹砂红陶、泥质红陶和三足器皿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上文化层(wénhuàcéng)（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一、第二文化层）；凡以黑陶和木构件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下文化层（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三、第四(dìsì)文化层）。这一划分，不仅划出了不同陶系和木构件的层位归属，也划出了河姆渡遗址的相对年代。如果说，上层陶器的特征近似马家浜文化，下层则纯属新的面貌(miànmào)，年代应当更(gèng)早。

我们对试掘的(de)文物进行了初步整理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出自下文化层的各种骨器(gǔqì)是最引人注目的。其中(qízhōng)骨铲（正式发掘时定名为“骨耜”）利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(zhìchéng)，安柄以后，形同现在的铁锨，它的用途不言自明。这种工具的大量出现，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即河姆渡(hémǔdù)遗址的原始居民已经从事种植业。还有骨针(gǔzhēn)（另有其他织布工具，当时尚不认识），制作之精巧(jīngqiǎo)令人难以置信，它和陶纺轮共同出土，也清楚地证明当时已有原始的纺织业。

陶器，它和原始的种植业一样，是促进人类(rénlèi)定居生产进一步稳固的必要条件。这里的黑陶(hēitáo)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黑陶，胎内屡有炭末(mò)，粗朴不堪，纯属(chúnshǔ)手制，但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骨器和木构件。

木构件往往带有榫卯(sǔnmǎo)，在试掘当中虽然发现得不多，但已证实它的(de)客观存在。它显然不是海船上的桅杆，而是无可置疑的木建筑的构件。传说中燧人氏(suìrénshì)构木为巢，看来“巢”的发明远在燧人氏以前。

石器是一个(yígè)奇特的现象，不仅数量很少，而且种类单纯(dānchún)，见到的仅有斧、锌而已。石斧多取材于黑曜石，刃部非常锋利，安上木柄或鹿角柄，砍劈木材，作用相当不错。可以想象，这次出土的和以前被弃置(qìzhì)的木构件，都是用这种工具(gōngjù)加工的。

这时，县(xiàn)文化馆提出一个建议，说是要到县城举办一次展览，以便扩大宣传。我们(wǒmen)欣然表示赞同。

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在县文化馆一经展出，就在干部和市民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。他们知道自己故乡(gùxiāng)的历史是很悠久的，但没有想到在遥远的过去先民们就已创造了(le)光辉灿烂的文化，看了出土文物，进一步感受到“文献名邦”的深刻含义。他们认为(rènwéi)这个展览办得很及时、有意义，需要扩大宣传面。因此，郑保民(bǎomín)同志提出要把展品运到宁波去，向地区领导作一次汇报展出。而暂被留在宁波的文物，一个多月以后，按照(ànzhào)省里(shěnglǐ)电话通知(tōngzhī)，如数运回杭州。

河姆渡遗址的试掘工作，规模很小，时间仓促，虽然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，初步实现了欲为“文献名邦”增辉(zēnghuī)的愿望，但限于管窥蠡测，许多问题需要留待正式发掘时去解决(jiějué)。试掘只是投石问路而已(éryǐ)！

【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，摘自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(wěiyuánhuì)、浙江省文物局编(biān)《文物之邦显辉煌——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纪实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）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】

新媒体编辑(biānjí)：叶瑶楷（实习）